刘永刚 站立的文字

通过梳理中国艺术史中书法、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彩陶纹、青铜器纹样等艺术语言特色，笔者总结出中华民族艺术的特色是“线相”的艺术——“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相”则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精神面貌，唐尚法、宋尚意、元尚态、明尚朴、清尚趣。19世纪中叶，在抵御外辱，自强独立的历史使命下，我们曾一度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学习、追捧西方的工业技术、价值观念以及艺术技法，而忽视了东方艺术语言的精髓—线。

如今，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找回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文化的本源，找寻思想的根基，并表现属于自己的艺术。对比中西、上下求索，笔者站在东方文明的内部逻辑，呼唤“文化本位”的立场，剖析出属于自己艺术规律——“线、相”，并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艺术体现的精神是“尚立”——“立”是全面的立，政治、经济、文化、人的自尊都要立，这样才能续古开今、走向世界。

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及长期的海外留学，使我常常反思自己的文化归属，而借西方文明的“他山之石”，我却愈发明确地发现了东方艺术的内在规律，这正是“线相”，“线”指的是一种精神，“相”指的是一种面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字、书法、绘画、雕塑，甚至戏曲表演中都蕴含着对线的认知。《论语》讲“绘事后素”，《韩非子》中则记载了“客有为周君画荚者”的故事，就说明了古人对线的重视。由于中国文字的象形性，以及书写工具——毛笔的出现（早在殷代就出现了毛笔），所以线的审美价值在书法中首先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人的思想、情绪都通过对书写时的用笔、结体以及章法体现出来，而中国艺术中“书画同源”的特色——不仅是材料上毛笔、绢、纸的同源，更是内在审美精神的同源——使得线同样成为了绘画中重要的审美因素，这在谢赫（南朝）《六法论》中的“骨法用笔”，张彦远（唐）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顾、陆、张、吴诸大家用笔的总结对比中可见一斑。在人物画领域，以线为表现手段的“白描”在宋代日趋成熟，至李公麟成为了独立的画种。

“线”即是我们古人对与世界的提纯与概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着纯粹客观的线, 我们所看到的线, 其实是面与面的转折与交接, 或是由客观对象形体的面压缩而成。线并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形状, 它依赖于人的视觉而存在,是在人的视觉经验的积累中形成的视觉概念。

在我们的艺术传统中，古人以线作为造型语言和审美要素, 而不是根据视觉观察直接造型，因而它对客观对象的再现不是对真实的直接仿照而是对真实的指代与示意，这就为画家的主观意识参与客观的视觉感知留有了余地。可以说，以线为媒介，就决定了它对于对象的再现必然是带有表现性的，而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恰恰就体现在他对于线的梳理组织、表现运用上。

所以笔者认为，在我们上千年艺术史中所积累下来的精髓就是“线”，那些大艺术家们的灵魂就蕴含在这其中,而“相”就是各个时代精神的外在的表现,是大历史中宏观的“线”。所以在我们的视觉艺术中，“线”有气韵、有活力、有能量，也是有精神的，更是有生命的存在；而“相”则体现出每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个性面貌和思想境界。

线——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它从远古一直贯穿到今天，几乎没有断过。而如今，随着国家不断的强盛和民族的不断复兴，这条“线”又延续了下来，把这条血脉的“线”接了起来，接出中华民族的一种顽强精神之线、一种昂首阔步之线。所以，笔者曾经尝试把这种线从平面上转变成“立体的线”让它站起来，在三维空间中让它有一种新气象的“线相”，比如《站立的文字——爱拥》，而最近几年我又将立体的线不断地转化成一种平面“尚立”的“线相”，在宣纸、画布上书写内心的一种“线相”。我提出“线相”这个概念，“线”代表精神，“相”代表面貌，合起来就是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它与历朝历代社会背景、文化传承有着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一个时代强盛，这个“线相”就强硬；如果衰落，这个“线相”就会变得很软弱。

纵观历史，“线相”作为中国艺术精神、艺术语言的这根主线从未间断过，只是在近代百年以来，国力衰微、西学东渐、抵御外辱的大时代背景下，西方与中国的地域、历史、文化差异，被转述为现代与传统的概念，并被赋予了“先进”和“落后”的价值判断。“引西润东”，以西方“科学写实主义”改造已衰败至极的中国画，成为这百年来的主旋律，也正是在这风雨飘摇的100年间，我们淡忘、忽视了自己的文脉——“线相”。

如果说“线”在唐尚法、宋尚意、元尚态、明尚朴、清尚趣，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就应该是“尚立”：这个“立”是全面地立，政治上要立、经济上要立、文化上也要立，人的自尊自信更要立，要“立”出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线相”体系，这样才可以走向世界。文化复兴，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到底如何来实现呢？笔者认为，首先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然后才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笔者首先把“线”在雕塑的语言中立起来，让它具有有棱有角、外刚内柔的特点。而后，在平面绘画中，体现这个时代的大气象，这种“相”能用线几笔就把它概括出来。续接古人，蒙养内心，作为创作者，笔者相信这样才能够走出一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最后混成一体的“线相”。

这样的“线相”创构，是一种呼唤，把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呼唤出来，让线挺立起来，传达一种向上的力量和博大的胸怀。笔者在此想呼唤的就是“尚立”——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因为我们缺失，所以我们才呼唤。因此，我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好的文字造型，如象形文字、甲骨文、八思巴文、蒙古文等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等结合，走出一条正大之线，要用这条线形象地告诉世人：我们的民族是多么的强悍，我们的艺术是多么的灿烂，是其他任何国家没有的艺术，更是影响这个时代的走向，是立足世界的根本。

艺术最可贵的是什么？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线相”，是经由旧的文化传统的再组合、再吸收、再批判和再转化、再融合、再创造而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眼下的这个时代是无法用因与果联系来诠释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真挚情感交付出去，交付给这个伟大的时代，一个继往开来的雄壮气概的“线相”时代，让艺术的“线相”和精神的“尚立”回到本初，续写辉煌，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家要追求和完成的。